仁宗在特定年代对包拯有知遇之恩

人气 3455   2012-9-25 08:41

曾公亮由执政升宰相,合计十八人。其中由真宗时进士升为执习的有程敬、贾昌朝和张鼻三人,余十五人皆为仁宗时人(田况牛进士甲科年代不详,据王安石《临川集》卷九一《田公墓志铭》所载,他在仁宗即位时方十八岁,故推算他是仁宗时代进士)。这十五人中,除陈旭(田况不详)外,皆为天圣进士。天圣五年录取进士三百七十七人,名次是:王尧臣第一,韩琦第二,赵概第三。文彦博与包拯皆为第一甲进士及第,授大理评事。所以,天圣五年名列前茅的上述五名进士,在嘉枯年间皆升为宰执,占该年进士比例百分之一点三。昊奎是天圣五年诸科出身,当时年仅十七,属“年少”者。包拯实际比同年进士晚出仕十年,然最终与王尧臣诸人一样皆升为嘉枯执政,可谓同年进士中出类拔萃者。仁宗的特点就是仁,所谓“天性仁孝宽裕,喜温不形于色”。元朝史臣评论说:“仁宗恭俭仁恕,出于夭性,一遇水旱,或密祷禁廷,或跣立殿下。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,帝曰:‘吾奉先帝苑囿,犹以为广,何以是为?’燕私常服浣濯,多用缯丝。宫中夜饥,思膳烧羊,戒勿宣索,恐膳夫支持看伐贼物命,以备不时之须。大辟疑者.皆令上献,岁常活千余。吏部选人,一坐失入死罪,皆终身不迁。每渝辅臣曰:‘联未尝晋人以死,况敢滥用辟乎!’”

仁宗对包拯信任与支持的基本情况反映在《包拯集》所收一百七十一篇奏议中。张田所编包拯奏议分三十门,以“致君气“择官”、“按劾”、“宽恤”、“议边”五门最有代表性,篇幅也最大,反映包拯治道经国、择官知人、监察去邪、宽恤仁民、安边御边诸方面的主张与要求。其论事平允,谏净削切,如张田所说“极乎是,必乎听而后已”。古人常云“君圣臣直,君暗臣俊”。君臣在谏诊方面,一般说来,君主起主导作用。君主的虚怀才能换来臣下的竭诚。像唐代魏征(字玄成,封郑国公)这样的敢谏之臣都说,他敢提意见,是因为太宗“导臣使言”,太宗“若不受,臣敢数批逆鳞哉!”包拯曾向仁宗进魏郑公三疏札子》,其中指出:“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,魏玄成忠直无隐之臣也,故君巨道和,干载一时,事无不言,言无不纳。”包拯认为唐“贞观之治”是君主纳谏的结果,因此条上魏征“词理切直”的三篇奏疏,请仁宗御览,以为“龟鉴”。显然包拯期望宋仁宗能成为“好谏之主”,同时以“忠直无隐之臣”自勉。从厉史现象看,仁宗时代批评朝政的僚不少,尤其是涌现一批直言敢谏的台谏官;而仁宗以后赞扬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,乃至誉为宋统治最好时期。这一矛盾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对仁宗实行纳谏政治的肯定。

所谓宋仁宗“天性之美”,唐太宗“勉强好名”,皆非本质问题。从治国思想与实践看,宋仁宗是难与唐太宗相比的。但从“容受直言”看,宗仁宗并不比唐太宗逊色。在封建时代,“难遇”宋仁宗这样的君主倒是确实的。这与张田《题辞》中感叹“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,有不可惑之聪,公欲必行其道于时,难矣乎!”见解一致。所以,仁宗与包拯算是特定时代的君臣知遇,其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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